跨国零售巨头和中小供应企业间的实力悬殊使得零供矛盾激化至顶峰。“洋巨头”凭借政策以及品牌优势，回避乃至违背市场公平交易原则，在它们的重重打压下，中小供货企业生存处境的艰难超乎想象。
橱柜零供矛盾抵达顶峰零售巨头“有法”
电话那端，深圳郎庭橱柜总经理杨武的声音低沉而落寞。
这是一家因零供关系恶化而濒临破产的橱柜制造企业。2007年11月，郎庭因与英资零售建材商百安居产生货款纠纷，双方关系彻底决裂。郎庭至此踏上漫漫维权路。
由于“百安居长期拖欠货款引发的资金链断裂”，郎庭工厂已经停产数月。“100多号员工现在只剩10多个人。”杨武说，留下的都是创业伊始就跟随的老员工，“他们知道这是企业最艰难的日子，毅然选择留下。但是现在就连我也看不清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揭竿而起的供应商
郎庭的遭遇决非个例。
同样因货款纠纷“揭竿而起”的还有百安居华南橱柜供应商韩丽宅配、好诗迪。而数月前已有雅迪尔、宏耐地板等相继对百安居提出诉讼。据全程参与百安居纠纷事件的北京中兆律师事务所马一德律师透露，以同样理由向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发起投诉的中小供应商已接近300余家。这个数字占到百安居2000多家的供应商总数的15％。
“这几乎是血淋淋的现实。在零售商占据绝对优势的产业链条中，这些中小供应商没有任何话语权可言，它们生存处境的艰难超乎外界想象。”马一德说。
《财经时报》在采访中亦了解到，家电卖场等渠道的零供关系同样也急剧恶化。这其中，一些跨国零售巨头的市场行为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激化作用。
在中国零售供应商专业委员会的专家李政权看来，跨国零售巨头和中小供应企业间的实力悬殊使得零供矛盾激化至顶峰。长期以来，这些“洋巨头”凭借政策以及品牌优势，回避乃至违背市场公平交易原则，在它们的重重打压下，供货商义务繁冗而权利缺失。
“零供矛盾的确不是新鲜的话题，而目前的发展态势已经恶化到无以复加、必须面对的时刻。”具有多年流通零售业研究资历的李政权表示。
难以调和的矛盾
零供关系的走向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供应商上游是占据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一大批中小制造企业，而零售商终端则需要直接面对广大的消费民众，这使得零供关系在产业链中具有了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李政权认为，商业资本的崛起使得供应商的地位开始弱化，逐渐转向卖方市场。而大型商超、零售卖场因其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使得其在产业链上很快占据了优势地位。它们俨然更能够集中力量做单一的事情，一时间供应商纷纷放弃渠道，选择进入卖场。
这使得零售商和供应商从一开始就处于了一种不均等的地位。这种不均等不仅体现在双方选择机会上，还表现在双方盈利模式的差异上。按照理想中的市场原则，零售商应当是依靠销量和服务去获得利润，这将是零售渠道的主要盈利方式。同时也可以有条件地出售卖场的相关资源以补充收入。
但是，在事实上，零售商的盈利方式已经发上了本质的迁移。
“它们通过向供应商收取名目繁多的各种费用、拖欠对方货款、延缓资产流转速度来赚取利润。通过这样的方式，供应商彻彻底底成为了被盘剥方。”李政权分析道。
也就是说，出售卖场资源，尤其是通过不合理、不公平的方式出售，成为零售渠道的盈利之道。
而一旦零售商将这种欲望无止境地放大，便将导致零供矛盾的紧张和不可遏制。
“供应商能够完成和做好的顶多是把产品做出来，但在流通环节则完全受制于人。因为本身实力不大，单独建立渠道资金匮乏，只能够借助这种现代化的大卖场做大规模做大品牌。”供应商陈刚感慨。
而一旦进入这些强势的零售渠道，缺乏话语权的供应商在某种意义上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
“目前看来，短期内供应商的弱势地位依然无法扭转。”李政权表示。
在他看来，目前的这种激烈程度还将维持3-5年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矛盾的表现形式，还是破坏性以及普遍性都已经恶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而这也是继2003年第一轮高潮之后，由于外资零售的介入，零供矛盾迎来的第二轮高潮。
李政权认为，相比第一轮高潮，这一轮的新特点是外资介入对于零售商竞争格局的影响加大，从而加速了零售市场的整合，同时也进一步激化零供矛盾。当熟稔市场规则、法律手段的洋巨头面对势单力薄的中小供货商时，其盘剥手段更加灵活。另一方面，中小供应商不堪忍受压力，奋起反抗乃至纷纷抱团作战，行业协会的作用开始凸显。这几点在这次百安居事件中都有较为明显的体现。
等待细化法规出台
早在2006年10月，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公安部等六部委就曾联合发布《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简称“17号令”），对零售商和供应商交易行为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
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这一法令的实际效果显然差强人意。“17号令并没有彻底解决零供矛盾，如条文中明确指出零售商不得收取入场费，但稍一变换名目，这样的费用依旧还照收不误。”陈刚透露，17号令颁布后，“场地租用费”一度成为“入场费”的代用称呼，“换汤不换药，供应商的处境依旧没有得到改善”。
而在法律界看来，17号令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执法主体不明晰以及法律效力层次的欠缺，它既没有办法避免零售商变换名目收费，而且违法成本太低（处罚金额最高为3万元人民币），这相比零售商从供应商身上获得的收入不啻“九牛一毛”。
李政权认为17号令的积极意义在于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于零供之间主要矛盾的关注。他说：“它在改善零供矛盾的宏观意义大于其在具体纠纷中的实际效果。”
此外，8月1日出台的《反垄断法》也被寄予厚望，尤其其中“滥用优势市场地位”一条有望能够规范目前某些跨国零售巨头的市场行为。但马一德律师认为此举至多起到宏观的震慑作用，微观层面依旧有待细化法规出台。
“百安居事件之所以屡禁不止，而此前雅迪尔和百安居采取了庭外和解的方式，主要原因还在于相应细化法令的缺失。比如格式合同问题，零售商事先拟定完全有利于自己的合同，而供应商则无法争取到相应的利益。”他说。
种种迹象表明，这一想法似乎不仅仅是法律界的一厢情愿。数月前，中央新闻联播和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相继播出了零供关系的专题节目，而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的领导亦出面做了针对性发言。
商务部市场体系建设司制度处处长路政闵透露，针对目前大型零供关系恶化的状况，目前商务部在制定零售商、供应商诚信交易行为行业规范。“这将是一个行业标准。”她说，商务部正在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相关的合同范本，推进指导性合同的出台，扭转供应商的弱势地位。
而李政权也认为，随着零供矛盾的日益激化，出台相应的法规也将会被提上议程。
但他同时指出，即使这样，也需要知道“市场的事情市场办”，法令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从零售商角度，加大违法成本，严格督察；而从供应商角度也应有意识地广建渠道，做大品牌，增强法律维权意识。